植物名實圖考
全書共三十八卷，分為穀類（第1-2卷，共52種）、蔬類（第3-6卷，共176種）、山草類（第7-10卷，共201種）、隰草類（第11-15卷，共284種）、石草類（第16-17卷，共98種）、水草類（17-18卷，共37種）、蔓草類（第19-23卷，共235種）、芳草類（第23卷、第25卷，共71種）、毒草類（第23-24卷，共44種）、群芳類（第26-30卷，共142種）、果類（第31-32卷，共102種）、木類（第33-38卷，共272種）等，共十二大類，共1714種，各類篇輻及種數不一，附圖超過1800幅。
吳其濬另編有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》。
以上轉引自：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植物名實圖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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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維基全文」, 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zh-hant/植物名實圖考
內文、文中分段及標點依照1957年8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繁體字版本。
「《植物名實圖考》，清吳其濬著，共收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種，分爲：穀類、蔬類、山草、隰草、石草、水草、蔓草、芳草、羣芳、果類、木類等十二類型，合三十八卷。」
——摘自商務印書館《植物名實圖考》出版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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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5977975.html
植物学专著。吴其浚撰。1848年由陆应谷刊行。全书共38卷，收植物1714种，分谷、蔬、山草、隰草、石草、水草、蔓草、毒草、芳草、群芳、果、木12类。每类分若干种，叙述其名称、形、色、味、品种、产地、生长习性、用途等，并有附图。著录每种均经本人亲自观察、考证，修正了过去本草书中的许多错误。植物图也较为精确，有的可据以鉴定植物的科和目。另有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22卷，收植物838种，系辑录古代植物文献编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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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作者： (清)吳其濬/撰
- 出版社：世界書局
- 出版日期：2012/02/24
- 清吳其濬，宦跡半天下，所至觀察植物，採集標本，訪問農民，自行培養，復驗證文獻八百餘種，撰成此書，所收植物分八類，每種皆圖文並列，精圖一千七百餘幅。為中國植物學書中科學價值最高之作。本局取以出版，其中引書錯誤處，經為校正，並附註以說明。
- 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5401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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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近代植物學的萌芽與發展
中國植物學發端甚早，但一直到十九世紀，都是以實用為前提，特別偏重於研究食用及藥用植物。鴉片戰爭之後，傳入西方植物學，動搖了幾千年傳統植物學的根基，中國近代植物學開始突破傳統的訓詁釋義，偏重實用的本草學、農學框架，在中西文化交流下，終於從傳統植物學的土壤中萌發出來，並且開花、結果。
植物學是從人類採集、利用植物開始，並隨著對植物的認識，不斷拓展和深化而發展起來的。中國先人通過長期的實踐，累積了大量有關植物的形態、用途、習性和生境等方面的知識，姑且稱之為「傳統植物學」。這些知識反映在歷代本草學和農學著述（包括專譜之類）中。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（1596）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，它一方面繼承了歷代本草學的精華﹔另一方面為後世本草學的研究提供了範例，在中國傳統植物學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十九世紀中葉，吳其濬的《植物名實圖考》是部具有很高科學價值的植物學專著。此書記載植物1714種，其中所載植物，多為作者親自考察的紀錄，並附有精美插圖，擇要記載形色、性味、產地、用途等。《圖考》汲取了歷代本草學著作中純正或應用植物學的精髓，在植物學術語的運用和以「族」歸類方面，比《本草綱目》進步，與近代植物分類學更為接近。尤其在對第二十八卷群芳類的植物處理和安排上，表現出近代植物分類學的觀點，不僅按根、莖、葉等營養器官的相似性來歸類，而且依照花的相似性來類比、歸納，這是一種新的觀點。《圖考》在傳統植物學中已達巔峰，顯示傳統植物學即近尾聲。雖已具有擺脫單純實用的傾向，但在總體上仍未能脫離只辨認植物種類的局限，在植物體各器官的形態解剖和生理功能方面，則完全缺乏系統的描述和研究。因此，《圖考》與近代普通植物學著作相比，始終沒有擺脫本草學和農學的桎梏，仍屬於實用範疇。
中國近代植物學脫離本草學和農學的圈子自成一格，是受西方近代植物學知識傳入的影響。
西方近代植物學知識，早在明代已零星介紹到中國。但是，近代系統的植物學知識則是在鴉片戰爭後才開始傳入中國的。1858年，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《植物學》，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近代植物學的譯著。
《植物學》係根據英人林德利（J. Lindley）的《植物學初步原理綱要》（1841年第4版）重點選譯的。李善蘭介紹該書時說：「《植物學》八卷，前七卷，余與韋君廉臣所譯，未卒業，韋君因病返國。其第八卷，則與艾君約瑟繼成之。凡為目十四，為圖約二百。於內體外體之精微、內長、外長、上長、通長、寄生的部類，梗概略具。中國格致能依法考察，舉一反三，異日克臻賅備不准焉。」從《植物學》各卷的基本內容來看，它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普通植物學。在觀察和實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近代植物學一般理論，與中國古代傳統偏重實用的植物學知識截然不同，在當時中國是聞所未聞的。
為了便於國人連繫已有的知識，更容易理解，接受所譯的科學內容，李善蘭盡量運用中國傳統植物學中已有的名詞術語，採用淺顯、通俗的表達方式。書中除了對極少數原產於外國的植物名稱，採用音譯外，對大多數植物名稱或名詞術語，則很少用音譯。「植物學」就是李善蘭創譯的。戰國時代，中國就有了「植物」一詞。李善蘭把握住了「植物」一詞的內涵，巧妙而恰如其分地把botany譯為「植物學」，既合原文含義，又相當古雅。不僅中國沿用至今，且為日本學者普遍採納。
繼《植物學》之後，能視為中國近代植物學與傳統植物學分野的著述，當推艾約瑟（J.Edkins）的譯著《植物學啟蒙》（1886）以及傅蘭雅（J. Fryer）編譯的《論植物學》（1876）、《植物須知》（1894）和《植物圖說》（1895）。特別是《植物圖說》是繼《植物學》後，中國植物形態解剖方面的第一本譯著。該書共4卷，約二萬五千字，附圖154幅，無圖者均有詳細的文字說明。該書為中國植物形態學、解剖學和細胞學開先河之作。
西方近代植物學知識除了翻譯西文著作傳入之外，其他如黃明藻的《應用徒薪植物學》（1905）、葉基楨的《植物學》（1908）、孔慶萊等13人的《植物學大辭典》（1918）等，內容多取材日文的材料。
這些著述，包含了大量中國傳統植物學所未研究的內容，讓中國植物學者大開眼界。
鍾觀光（1868∼1940年），浙江鎮海人，曾中秀才。早年東渡日本考察，回國後創辦科學儀器館，設立理科傳習所，為中國近代科學啟蒙人之一。1903年主持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女校，次年加入同盟會。1905年，鍾因積勞成疾，赴杭療養，其間自習李善蘭的《植物學》，從此與植物學結下不解之緣。
1915年，湖南高師聘鍾氏為博物學副教授。翌年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，聘鍾氏為生物系副教授。1918∼1921年，鍾率領一行數人，踏遍了大江南北的11省區，採集臘葉標本1萬6千多種，計15萬餘號；木材、果實、根莖、竹類三百餘種。並用採來的標本設立北京大學植物標本室，開創了中國人自己採集植物、製作標本、用科學方法研究植物的歷史。
鍾氏受到中國傳統植物學的影響，注重中國古籍中植物名稱的考證和注釋，同時力求精確，但不肯輕易發表，以致終生論述不多。有些著述又毀於戰亂，至今我們見到的鍾氏著述寥寥無幾。但是，國內外植物學者曾用鍾觀光的名字命名他所採得的新屬種，如鍾木屬、觀光木屬，至於種名就更多了。
繼鍾觀光後，第二個大規模採集植物標本，並成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界領袖的是胡先驌。
胡先驌（1894∼1968年），江西新建人。早年赴美學習農學和植物學。1916年回國，曾任南京高師農業專修班教授。任教期間，胡積極倡導採集植物標本，以供教學和科研，並屢次親率學生赴浙贛諸省採集，所獲標本數以萬計。
1922年，胡先驌和秉志、楊銓一起在南京建立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，胡氏任植物部主任，領導華東及長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調查研究工作，並在所內設立了植物標本室。1928年，胡氏又與秉志共同在北平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，並任植物部主任。從1932年起，出任所長，並在所內設立動植物標本室，還建立第一家木材實驗室。靜生調查所在他的領導下，成績斐然，成為當時全國最富聲譽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之一。
1933年，胡先驌發起成立「中國植物學會」，第二年，學會出版《中國植物學雜誌》，並任總編。
為了開發利用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，1934年，在胡氏倡議下，靜生所和江西省農業院創辦廬山森林植物園。在此之前，胡氏還派員籌辦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。由於胡氏的安排，才使靜生所在抗戰期間北平淪陷後，能有一安身立命之處，使一批科研人員在廬山和昆明兩地繼續研究。1940年，胡氏出任中正大學校長，抗戰結束，他帶領靜生所部分人員返回北平，重振旗鼓。
胡先驌畢生致力於植物學事業，先後寫作論文150餘篇，專著近20部，其中植物分類學方面發表的新分類群計有：1個新科、6個新屬和一百餘個新種。尤其是他在1948年與鄭萬鈞共同完成的水杉定名，更是轟動一時，獲得中外學者的好評。胡氏不僅在植物分類學，而且在植物地理、植物區系、古植物學和經濟植物學上，均有許多新見解。胡適曾說：「在秉志、胡先驌兩大領袖領導下，動物學植物學同時發展，……在文化上闢出一條新路，造就許多人才，要算是中國學術上最得意的一件事。」
中國近代植物學能擺脫拾人牙慧的局面，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，是和研究機構的創建和人才的造就分不開的。1920年代末、1930年代初，中國已有不少大學和研究所積極研究植物學，並造就和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植物學者，對於促進中國植物學的發展，貢獻良多。
各大學與研究所從事植物學研究者約有一百人。研究機構在華北有：
一、北京大學生物系初期多注重採集植物，標本室所藏臘葉標本尤為豐富，後偏向植物形態和細胞的研究。
二、清華大學生物系主要採集河北植物，對藻類植物分類及植物生理和生態亦有研究。
三、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成立於1929年，劉慎諤主其事，專門研究西北部與北部植物，出版匯報及華北植物圖譜。
四、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，成立於1928年，胡先驌主其事，調查採集全國尤其是北方植物，並開展木材解剖研究，出版匯報、中國植物圖譜與中國蕨類植物圖譜。
五、北疆博物館（天津）係法人桑志華（P.E.Licent）在1932年創辦，採集並收藏有北方各省臘葉標本甚多。
在華東有：
六、中央大學生物系（南京）始於東南大學生物系，注重東南植物研究，採集並收藏江蘇全省、浙江、湖北、安徽、海南、福建、四川各省植物頗多，此外亦研究植物形態和細胞學。
七、金陵大學生物系、病蟲害系與森林系的植物標本室成立於1912年，是教會大學最先在東南各省採集植物者。主要標本採自江蘇、浙江、貴州、安徽、山東、四川等省，對林學及植物病理學亦有相當研究。
八、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（南京），成立於1928年。這是由政府主辦的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。1934年改組為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，由王家楫主其事（1944年該所又擴大分成動物和植物兩研究所，分別由王家楫、羅宗洛主事）。主要任務是陳列來自全國各地送來的標本，同時也作些分類研究，出版Sinensia。
九、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（南京）成立於1922年。這是中國最早植物學研究的專門機構，由胡先驌主其事。歷來注重長江一帶各省的植物研究，尤其在四川所採集的標本最為豐富，出版研究匯報。
在華中與華西有：
十、武漢大學生物系，注重湖北植物研究，對菌類植物解剖學、植物生理學有較多研究。
十一、西部科學院植物部（重慶）成立於1930年，全力採集研究四川與西康植物，為調查研究西部地區植物的基地。
在華南有：
十二、中山大學生物系與農林植物研究所（廣州）成立於1927年，由陳煥鏞主其事。廣泛採集廣東及海南島植物標本，出版Sunyatsenia。
十三、嶺南大學生物系（廣州）的植物標本室成立於1916年，採集廣東、廣西等地植物，尤以採集海南島植物規模最大，收穫最多。
十四、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主要採集和收藏福建產的植物臘葉標本。
十五、廈門大學生物系採集福建植物，也研究華南海藻植物。
隨著植物學教育和研究事業的發展，植物學者人數日漸增多，而中國地域遼闊，各大學、研究所分布較散，加強同行間的溝通並互相切磋，已成為學者的共同心聲。1933年八月，由胡先驌等19人發起，在四川北陪召開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大會，當時會員人數達105人。大會通過了學會章程，選舉錢崇澍為會長。
1934年三月，學會發行《中國植物學雜誌》，係中文季刊，主要用半通俗式體裁登載純粹及應用植物學以及植物教學法等，以期「育成一般社會對於斯學之興趣」。1935年六月，學會發行《中國植物學匯報》，以英、德、法文專載國內植物學研究論著，並附載已在國內發表的研究論文摘要。
為了促進中國同國外的學術交流，爭取中國植物學家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，1936年，學會派出李繼侗、陳煥鏞出席第六屆世界植物學大會。會上，陳煥鏞當選為該會分類學組執行委員，這是中國植物學家首次擔任國際會議執委。同年，陳煥鏞還應英國唐菖蒲學會之聘，擔任該會的名譽理事長，秦仁昌也當選為世界植物學會學名審查委員會委員。
中國植物學會的成立，表示中國近代植物學進入了獨立於世界植物科學之林的新階段。從學會成立到抗戰爆發前，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植物學的黃金時期。由於抗戰的爆發迫使學會活動停頓，但是，許多植物學家在大後方，在極艱苦的環境下，仍然研究不輟。
中國近代植物學發展最迅速、成果最多的研究領域是分類學，這與中國近代植物學家所具有的本土化精神有關。
所謂「本土化」，就是以鄉土之愛為動力，化洋為土，使本土科學生根。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之一，就是特別重視分類研究。中國地域遼闊，擁有世界最複雜的植物區系，對本國植物資源的調查、分類研究，是奠立植物學研究和教育的基礎。然而，對中國植物做近代分類學研究卻是由西方學者開始。自十七世紀中葉，特別是南京條約簽定後，大批歐美採集人員紛紛湧入中國，採走了大量珍貴的植物標本，許多特有的科、屬、種都被外人搶先研究發表了。這對中國植物學者無疑是很大的刺激，他們都「已知當務之急，莫過於採集分類」。
當時分散在各地的生物學研究機構都集中於分類，人才亦最多，同時各地的大學生物系也大都致力於分類，形成分類研究的繁榮局面。這從發表的論文可見一斑。就拿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叢刊》來說，1922∼1942年間，發表植物論文百餘篇，全部屬於分類學。如苔蘚植物學奠基人陳邦杰的《東亞叢蘚科植物研究》，至今仍是世界各地研究該科植物的經典文獻。蕨類植物學奠基人秦仁昌的《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系統》，被譽為世界蕨類植物分類學史上的一大突破。真菌學奠基人戴其瀾的《中國真菌名錄》，為中國菌類分類學的傑作。藻類學奠基人李良慶、曾呈奎分別對淡水藻、海藻的分類研究，發表多篇論文，貢獻良多。至於種子植物分類學，更是人才濟濟，碩果纍纍。
中國近代植物特別注重分類學。最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水杉的發現。水杉科植物起源於中生代下白堊紀，過去僅從化石中發現。1941年在四川首次發現活的水杉，1948年經胡先驌和鄭萬鈞研究，確定它與日本古植物學家三木茂所發現的兩種化石為一屬植物，並給以新的種名。
在近代中國欲發展植物學的實驗研究，在儀器設備、科研經費等方面，和分類學研究相比，條件差。但是，許多植物學者結合教學仍然做了不少基礎工作，獲得一些成果，開拓了中國近代植物學研究新領域。
例如在植物形態學方面，張景鉞在1926年發表了《蕨莖組織之研究》。這是他的第一篇論文，也是中國植物形態解剖學中第一篇開創性的學術論文。
在植物生理學方面，自錢崇澍1917年發表第一篇植物生理學論文《鋇、鍶、鈰對水綿屬的特殊作用》後，李繼侗、羅宗洛、湯佩松相繼投入植物生理學領域。在1949年的前二十年間，他們三人和同事及學生，總計發表了160篇研究論文，奠定中國植物生理學的基礎。
在植物病理學方面，章祖純1916年發表《北京附近發生最盛的植物病害調查表》，這是中國人調查植物病害的開始。此外，魏景超、戴芳瀾、鄧叔群等亦對植病學有貢獻。
在植物形態學和地植物學上，錢崇澍在1927年發表了《安徽黃山植被區系的初步記述》，這是第一篇地植物學論文。同年還發表《南京鍾山之森林》，成為研究中國植物生態學的首位學者。
在古植物學上，周贊衡是第一位研究植物化石的人，1923年他的〈山東白堊紀植物化石〉，開拓了中國古植物學研究領域。
在植物細胞學和遺傳學上，段續川、王宗清、吳素萱、鄭國錩分別研究黑穗病菌、鴨跖科植物、洋蔥等的細胞學，李肇傳研究玉米的遺傳學。
在植物化學方面，趙承嘏、陳克恢分別研究麻黃、延胡索等許多藥用植物的成分，貢獻良多。
綜上所述，中國近代植物學隨著西方植物學的傳入而萌芽，又建立自己的植物學研究群而逐步走上獨立發展道路。盡管這段時期，社會動盪不安，戰火連連，科學與教育事業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很差，但是一批學有專長的植物學者，積極投入中國植物學事業中。經過一代植物學家的艱苦創業，在中國已建立起初具規模的生物學領域，在植物學研究的各領域有了豐碩成果。
劉學禮任教於上海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
神祕的無線電波源
陳天健譯
天文學家在靠近銀河系的中心，發現了一個神祕的無線電波源。在對此區作密集觀測之前，並未察覺到它，如今它突然出現而且在光度上有大幅的變化。
研究人員以新墨西哥州的超大陣列電波望遠鏡監視人馬座A*的變化時，發現這位於銀河系中心的強烈電波源。該新電波源最初是在199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觀測到的，但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資料中並未顯示任何異常情形。這物體是個點狀電波源，位在人馬座A*的東南方35弧秒，也就是大約4光年的地方。
從前年十二月到去年四月中旬，天文學家已經對銀河系中心作了11次觀測，而每次電波源都顯示不同的強度。去年一月能量最強時，在波長20公分的波段顯示：它至少有和銀河系核心同樣大的強度！長久以來，此物體只能用無線電波來觀測，光學或紅外線波段的觀測顯示不出任何東西，因為後二者無法通過銀河系中央和地球間大量的星際微塵。
以三個不同頻率無線電波的觀測顯示，它的電波是來自在強大磁場中高速移動的電子，亦即源自一種稱為同步輻射的過程。然而，這個電波源仍然是個謎。
目前有兩個可能的解釋：它是一顆超新星或會重複爆發的新星。但此二種說法並不完全吻合觀測所得的特性。
現在研究人員仍然持續監視它的變化，他們還利用部分已完成的超長基線陣電望遠鏡，以其極高的解析力來蒐集它的資料。不過，至今這個神祕電波源所帶來的疑惑，似乎遠超過我們所能找到的解答。
（譯自Astronomy, August 1991.）
科學月刊全文資料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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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 原作名: 吴其濬 出版年: 1963-2
全書共三十八卷，分為穀類（第1-2卷，共52種）、蔬類（第3-6卷，共176種）、山草類（第7-10卷，共201種）、隰草類（第11-15卷，共284種）、石草類（第16-17卷，共98種）、水草類（17-18卷，共37種）、蔓草類（第19-23卷，共235種）、芳草類（第23卷、第25卷，共71種）、毒草類（第23-24卷，共44種）、群芳類（第26-30卷，共142種）、果類（第31-32卷，共102種）、木類（第33-38卷，共272種）等，共十二大類，共1714種，各類篇輻及種數不一，附圖超過1800幅。
吳其濬另編有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》。
以上轉引自：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植物名實圖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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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維基全文」, 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zh-hant/植物名實圖考
內文、文中分段及標點依照1957年8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繁體字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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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問. 共享資料
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5977975.html
植物学专著。吴其浚撰。1848年由陆应谷刊行。全书共38卷，收植物1714种，分谷、蔬、山草、隰草、石草、水草、蔓草、毒草、芳草、群芳、果、木12类。每类分若干种，叙述其名称、形、色、味、品种、产地、生长习性、用途等，并有附图。著录每种均经本人亲自观察、考证，修正了过去本草书中的许多错误。植物图也较为精确，有的可据以鉴定植物的科和目。另有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22卷，收植物838种，系辑录古代植物文献编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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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文、文中分段及標點依照1957年8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繁體字版本。
「《植物名實圖考》，清吳其濬著，共收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種，分爲：穀類、蔬類、山草、隰草、石草、水草、蔓草、芳草、羣芳、果類、木類等十二類型，合三十八卷。」
——摘自商務印書館《植物名實圖考》出版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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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学专著。吴其浚撰。1848年由陆应谷刊行。全书共38卷，收植物1714种，分谷、蔬、山草、隰草、石草、水草、蔓草、毒草、芳草、群芳、果、木12类。每类分若干种，叙述其名称、形、色、味、品种、产地、生长习性、用途等，并有附图。著录每种均经本人亲自观察、考证，修正了过去本草书中的许多错误。植物图也较为精确，有的可据以鉴定植物的科和目。另有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22卷，收植物838种，系辑录古代植物文献编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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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作者： (清)吳其濬/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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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出版日期：2012/02/24
- 清吳其濬，宦跡半天下，所至觀察植物，採集標本，訪問農民，自行培養，復驗證文獻八百餘種，撰成此書，所收植物分八類，每種皆圖文並列，精圖一千七百餘幅。為中國植物學書中科學價值最高之作。本局取以出版，其中引書錯誤處，經為校正，並附註以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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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近代植物學的萌芽與發展
中國植物學發端甚早，但一直到十九世紀，都是以實用為前提，特別偏重於研究食用及藥用植物。鴉片戰爭之後，傳入西方植物學，動搖了幾千年傳統植物學的根基，中國近代植物學開始突破傳統的訓詁釋義，偏重實用的本草學、農學框架，在中西文化交流下，終於從傳統植物學的土壤中萌發出來，並且開花、結果。
植物學是從人類採集、利用植物開始，並隨著對植物的認識，不斷拓展和深化而發展起來的。中國先人通過長期的實踐，累積了大量有關植物的形態、用途、習性和生境等方面的知識，姑且稱之為「傳統植物學」。這些知識反映在歷代本草學和農學著述（包括專譜之類）中。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（1596）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，它一方面繼承了歷代本草學的精華﹔另一方面為後世本草學的研究提供了範例，在中國傳統植物學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十九世紀中葉，吳其濬的《植物名實圖考》是部具有很高科學價值的植物學專著。此書記載植物1714種，其中所載植物，多為作者親自考察的紀錄，並附有精美插圖，擇要記載形色、性味、產地、用途等。《圖考》汲取了歷代本草學著作中純正或應用植物學的精髓，在植物學術語的運用和以「族」歸類方面，比《本草綱目》進步，與近代植物分類學更為接近。尤其在對第二十八卷群芳類的植物處理和安排上，表現出近代植物分類學的觀點，不僅按根、莖、葉等營養器官的相似性來歸類，而且依照花的相似性來類比、歸納，這是一種新的觀點。《圖考》在傳統植物學中已達巔峰，顯示傳統植物學即近尾聲。雖已具有擺脫單純實用的傾向，但在總體上仍未能脫離只辨認植物種類的局限，在植物體各器官的形態解剖和生理功能方面，則完全缺乏系統的描述和研究。因此，《圖考》與近代普通植物學著作相比，始終沒有擺脫本草學和農學的桎梏，仍屬於實用範疇。
中國近代植物學脫離本草學和農學的圈子自成一格，是受西方近代植物學知識傳入的影響。
西方近代植物學知識，早在明代已零星介紹到中國。但是，近代系統的植物學知識則是在鴉片戰爭後才開始傳入中國的。1858年，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《植物學》，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近代植物學的譯著。
《植物學》係根據英人林德利（J. Lindley）的《植物學初步原理綱要》（1841年第4版）重點選譯的。李善蘭介紹該書時說：「《植物學》八卷，前七卷，余與韋君廉臣所譯，未卒業，韋君因病返國。其第八卷，則與艾君約瑟繼成之。凡為目十四，為圖約二百。於內體外體之精微、內長、外長、上長、通長、寄生的部類，梗概略具。中國格致能依法考察，舉一反三，異日克臻賅備不准焉。」從《植物學》各卷的基本內容來看，它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普通植物學。在觀察和實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近代植物學一般理論，與中國古代傳統偏重實用的植物學知識截然不同，在當時中國是聞所未聞的。
為了便於國人連繫已有的知識，更容易理解，接受所譯的科學內容，李善蘭盡量運用中國傳統植物學中已有的名詞術語，採用淺顯、通俗的表達方式。書中除了對極少數原產於外國的植物名稱，採用音譯外，對大多數植物名稱或名詞術語，則很少用音譯。「植物學」就是李善蘭創譯的。戰國時代，中國就有了「植物」一詞。李善蘭把握住了「植物」一詞的內涵，巧妙而恰如其分地把botany譯為「植物學」，既合原文含義，又相當古雅。不僅中國沿用至今，且為日本學者普遍採納。
繼《植物學》之後，能視為中國近代植物學與傳統植物學分野的著述，當推艾約瑟（J.Edkins）的譯著《植物學啟蒙》（1886）以及傅蘭雅（J. Fryer）編譯的《論植物學》（1876）、《植物須知》（1894）和《植物圖說》（1895）。特別是《植物圖說》是繼《植物學》後，中國植物形態解剖方面的第一本譯著。該書共4卷，約二萬五千字，附圖154幅，無圖者均有詳細的文字說明。該書為中國植物形態學、解剖學和細胞學開先河之作。
西方近代植物學知識除了翻譯西文著作傳入之外，其他如黃明藻的《應用徒薪植物學》（1905）、葉基楨的《植物學》（1908）、孔慶萊等13人的《植物學大辭典》（1918）等，內容多取材日文的材料。
這些著述，包含了大量中國傳統植物學所未研究的內容，讓中國植物學者大開眼界。
鍾觀光（1868∼1940年），浙江鎮海人，曾中秀才。早年東渡日本考察，回國後創辦科學儀器館，設立理科傳習所，為中國近代科學啟蒙人之一。1903年主持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女校，次年加入同盟會。1905年，鍾因積勞成疾，赴杭療養，其間自習李善蘭的《植物學》，從此與植物學結下不解之緣。
1915年，湖南高師聘鍾氏為博物學副教授。翌年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，聘鍾氏為生物系副教授。1918∼1921年，鍾率領一行數人，踏遍了大江南北的11省區，採集臘葉標本1萬6千多種，計15萬餘號；木材、果實、根莖、竹類三百餘種。並用採來的標本設立北京大學植物標本室，開創了中國人自己採集植物、製作標本、用科學方法研究植物的歷史。
鍾氏受到中國傳統植物學的影響，注重中國古籍中植物名稱的考證和注釋，同時力求精確，但不肯輕易發表，以致終生論述不多。有些著述又毀於戰亂，至今我們見到的鍾氏著述寥寥無幾。但是，國內外植物學者曾用鍾觀光的名字命名他所採得的新屬種，如鍾木屬、觀光木屬，至於種名就更多了。
繼鍾觀光後，第二個大規模採集植物標本，並成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界領袖的是胡先驌。
胡先驌（1894∼1968年），江西新建人。早年赴美學習農學和植物學。1916年回國，曾任南京高師農業專修班教授。任教期間，胡積極倡導採集植物標本，以供教學和科研，並屢次親率學生赴浙贛諸省採集，所獲標本數以萬計。
1922年，胡先驌和秉志、楊銓一起在南京建立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，胡氏任植物部主任，領導華東及長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調查研究工作，並在所內設立了植物標本室。1928年，胡氏又與秉志共同在北平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，並任植物部主任。從1932年起，出任所長，並在所內設立動植物標本室，還建立第一家木材實驗室。靜生調查所在他的領導下，成績斐然，成為當時全國最富聲譽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之一。
1933年，胡先驌發起成立「中國植物學會」，第二年，學會出版《中國植物學雜誌》，並任總編。
為了開發利用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，1934年，在胡氏倡議下，靜生所和江西省農業院創辦廬山森林植物園。在此之前，胡氏還派員籌辦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。由於胡氏的安排，才使靜生所在抗戰期間北平淪陷後，能有一安身立命之處，使一批科研人員在廬山和昆明兩地繼續研究。1940年，胡氏出任中正大學校長，抗戰結束，他帶領靜生所部分人員返回北平，重振旗鼓。
胡先驌畢生致力於植物學事業，先後寫作論文150餘篇，專著近20部，其中植物分類學方面發表的新分類群計有：1個新科、6個新屬和一百餘個新種。尤其是他在1948年與鄭萬鈞共同完成的水杉定名，更是轟動一時，獲得中外學者的好評。胡氏不僅在植物分類學，而且在植物地理、植物區系、古植物學和經濟植物學上，均有許多新見解。胡適曾說：「在秉志、胡先驌兩大領袖領導下，動物學植物學同時發展，……在文化上闢出一條新路，造就許多人才，要算是中國學術上最得意的一件事。」
中國近代植物學能擺脫拾人牙慧的局面，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，是和研究機構的創建和人才的造就分不開的。1920年代末、1930年代初，中國已有不少大學和研究所積極研究植物學，並造就和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植物學者，對於促進中國植物學的發展，貢獻良多。
各大學與研究所從事植物學研究者約有一百人。研究機構在華北有：
一、北京大學生物系初期多注重採集植物，標本室所藏臘葉標本尤為豐富，後偏向植物形態和細胞的研究。
二、清華大學生物系主要採集河北植物，對藻類植物分類及植物生理和生態亦有研究。
三、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成立於1929年，劉慎諤主其事，專門研究西北部與北部植物，出版匯報及華北植物圖譜。
四、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，成立於1928年，胡先驌主其事，調查採集全國尤其是北方植物，並開展木材解剖研究，出版匯報、中國植物圖譜與中國蕨類植物圖譜。
五、北疆博物館（天津）係法人桑志華（P.E.Licent）在1932年創辦，採集並收藏有北方各省臘葉標本甚多。
在華東有：
六、中央大學生物系（南京）始於東南大學生物系，注重東南植物研究，採集並收藏江蘇全省、浙江、湖北、安徽、海南、福建、四川各省植物頗多，此外亦研究植物形態和細胞學。
七、金陵大學生物系、病蟲害系與森林系的植物標本室成立於1912年，是教會大學最先在東南各省採集植物者。主要標本採自江蘇、浙江、貴州、安徽、山東、四川等省，對林學及植物病理學亦有相當研究。
八、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（南京），成立於1928年。這是由政府主辦的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。1934年改組為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，由王家楫主其事（1944年該所又擴大分成動物和植物兩研究所，分別由王家楫、羅宗洛主事）。主要任務是陳列來自全國各地送來的標本，同時也作些分類研究，出版Sinensia。
九、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（南京）成立於1922年。這是中國最早植物學研究的專門機構，由胡先驌主其事。歷來注重長江一帶各省的植物研究，尤其在四川所採集的標本最為豐富，出版研究匯報。
在華中與華西有：
十、武漢大學生物系，注重湖北植物研究，對菌類植物解剖學、植物生理學有較多研究。
十一、西部科學院植物部（重慶）成立於1930年，全力採集研究四川與西康植物，為調查研究西部地區植物的基地。
在華南有：
十二、中山大學生物系與農林植物研究所（廣州）成立於1927年，由陳煥鏞主其事。廣泛採集廣東及海南島植物標本，出版Sunyatsenia。
十三、嶺南大學生物系（廣州）的植物標本室成立於1916年，採集廣東、廣西等地植物，尤以採集海南島植物規模最大，收穫最多。
十四、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主要採集和收藏福建產的植物臘葉標本。
十五、廈門大學生物系採集福建植物，也研究華南海藻植物。
隨著植物學教育和研究事業的發展，植物學者人數日漸增多，而中國地域遼闊，各大學、研究所分布較散，加強同行間的溝通並互相切磋，已成為學者的共同心聲。1933年八月，由胡先驌等19人發起，在四川北陪召開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大會，當時會員人數達105人。大會通過了學會章程，選舉錢崇澍為會長。
1934年三月，學會發行《中國植物學雜誌》，係中文季刊，主要用半通俗式體裁登載純粹及應用植物學以及植物教學法等，以期「育成一般社會對於斯學之興趣」。1935年六月，學會發行《中國植物學匯報》，以英、德、法文專載國內植物學研究論著，並附載已在國內發表的研究論文摘要。
為了促進中國同國外的學術交流，爭取中國植物學家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，1936年，學會派出李繼侗、陳煥鏞出席第六屆世界植物學大會。會上，陳煥鏞當選為該會分類學組執行委員，這是中國植物學家首次擔任國際會議執委。同年，陳煥鏞還應英國唐菖蒲學會之聘，擔任該會的名譽理事長，秦仁昌也當選為世界植物學會學名審查委員會委員。
中國植物學會的成立，表示中國近代植物學進入了獨立於世界植物科學之林的新階段。從學會成立到抗戰爆發前，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植物學的黃金時期。由於抗戰的爆發迫使學會活動停頓，但是，許多植物學家在大後方，在極艱苦的環境下，仍然研究不輟。
中國近代植物學發展最迅速、成果最多的研究領域是分類學，這與中國近代植物學家所具有的本土化精神有關。
所謂「本土化」，就是以鄉土之愛為動力，化洋為土，使本土科學生根。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之一，就是特別重視分類研究。中國地域遼闊，擁有世界最複雜的植物區系，對本國植物資源的調查、分類研究，是奠立植物學研究和教育的基礎。然而，對中國植物做近代分類學研究卻是由西方學者開始。自十七世紀中葉，特別是南京條約簽定後，大批歐美採集人員紛紛湧入中國，採走了大量珍貴的植物標本，許多特有的科、屬、種都被外人搶先研究發表了。這對中國植物學者無疑是很大的刺激，他們都「已知當務之急，莫過於採集分類」。
當時分散在各地的生物學研究機構都集中於分類，人才亦最多，同時各地的大學生物系也大都致力於分類，形成分類研究的繁榮局面。這從發表的論文可見一斑。就拿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叢刊》來說，1922∼1942年間，發表植物論文百餘篇，全部屬於分類學。如苔蘚植物學奠基人陳邦杰的《東亞叢蘚科植物研究》，至今仍是世界各地研究該科植物的經典文獻。蕨類植物學奠基人秦仁昌的《水龍骨科的自然分類系統》，被譽為世界蕨類植物分類學史上的一大突破。真菌學奠基人戴其瀾的《中國真菌名錄》，為中國菌類分類學的傑作。藻類學奠基人李良慶、曾呈奎分別對淡水藻、海藻的分類研究，發表多篇論文，貢獻良多。至於種子植物分類學，更是人才濟濟，碩果纍纍。
中國近代植物特別注重分類學。最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水杉的發現。水杉科植物起源於中生代下白堊紀，過去僅從化石中發現。1941年在四川首次發現活的水杉，1948年經胡先驌和鄭萬鈞研究，確定它與日本古植物學家三木茂所發現的兩種化石為一屬植物，並給以新的種名。
在近代中國欲發展植物學的實驗研究，在儀器設備、科研經費等方面，和分類學研究相比，條件差。但是，許多植物學者結合教學仍然做了不少基礎工作，獲得一些成果，開拓了中國近代植物學研究新領域。
例如在植物形態學方面，張景鉞在1926年發表了《蕨莖組織之研究》。這是他的第一篇論文，也是中國植物形態解剖學中第一篇開創性的學術論文。
在植物生理學方面，自錢崇澍1917年發表第一篇植物生理學論文《鋇、鍶、鈰對水綿屬的特殊作用》後，李繼侗、羅宗洛、湯佩松相繼投入植物生理學領域。在1949年的前二十年間，他們三人和同事及學生，總計發表了160篇研究論文，奠定中國植物生理學的基礎。
在植物病理學方面，章祖純1916年發表《北京附近發生最盛的植物病害調查表》，這是中國人調查植物病害的開始。此外，魏景超、戴芳瀾、鄧叔群等亦對植病學有貢獻。
在植物形態學和地植物學上，錢崇澍在1927年發表了《安徽黃山植被區系的初步記述》，這是第一篇地植物學論文。同年還發表《南京鍾山之森林》，成為研究中國植物生態學的首位學者。
在古植物學上，周贊衡是第一位研究植物化石的人，1923年他的〈山東白堊紀植物化石〉，開拓了中國古植物學研究領域。
在植物細胞學和遺傳學上，段續川、王宗清、吳素萱、鄭國錩分別研究黑穗病菌、鴨跖科植物、洋蔥等的細胞學，李肇傳研究玉米的遺傳學。
在植物化學方面，趙承嘏、陳克恢分別研究麻黃、延胡索等許多藥用植物的成分，貢獻良多。
綜上所述，中國近代植物學隨著西方植物學的傳入而萌芽，又建立自己的植物學研究群而逐步走上獨立發展道路。盡管這段時期，社會動盪不安，戰火連連，科學與教育事業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很差，但是一批學有專長的植物學者，積極投入中國植物學事業中。經過一代植物學家的艱苦創業，在中國已建立起初具規模的生物學領域，在植物學研究的各領域有了豐碩成果。
劉學禮任教於上海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
神祕的無線電波源
陳天健譯
天文學家在靠近銀河系的中心，發現了一個神祕的無線電波源。在對此區作密集觀測之前，並未察覺到它，如今它突然出現而且在光度上有大幅的變化。
研究人員以新墨西哥州的超大陣列電波望遠鏡監視人馬座A*的變化時，發現這位於銀河系中心的強烈電波源。該新電波源最初是在199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觀測到的，但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資料中並未顯示任何異常情形。這物體是個點狀電波源，位在人馬座A*的東南方35弧秒，也就是大約4光年的地方。
從前年十二月到去年四月中旬，天文學家已經對銀河系中心作了11次觀測，而每次電波源都顯示不同的強度。去年一月能量最強時，在波長20公分的波段顯示：它至少有和銀河系核心同樣大的強度！長久以來，此物體只能用無線電波來觀測，光學或紅外線波段的觀測顯示不出任何東西，因為後二者無法通過銀河系中央和地球間大量的星際微塵。
以三個不同頻率無線電波的觀測顯示，它的電波是來自在強大磁場中高速移動的電子，亦即源自一種稱為同步輻射的過程。然而，這個電波源仍然是個謎。
目前有兩個可能的解釋：它是一顆超新星或會重複爆發的新星。但此二種說法並不完全吻合觀測所得的特性。
現在研究人員仍然持續監視它的變化，他們還利用部分已完成的超長基線陣電望遠鏡，以其極高的解析力來蒐集它的資料。不過，至今這個神祕電波源所帶來的疑惑，似乎遠超過我們所能找到的解答。
（譯自Astronomy, August 1991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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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 原作名: 吴其濬 出版年: 1963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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